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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p余秋雨(1)

余秋雨:出生于1946年,浙江余姚人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。艺术理论家,中国文化史学者,散文作家。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、教授,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,代表作有《笛声何处》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《行者无疆》《千年一叹》《山居笔记》《文化苦旅》《文明的碎片》《霜冷长河》《出走十五年》等。

如果你明天就要投入一次远途跋涉,行箧中将带一本什么书?

抗战时期,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都思考过这个问题。有人带了《庄子》,有人带了《剑南诗稿》,有一位教授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《红楼梦》…… 这种匆忙间的选择,不仅温暖了这些学者生命史上荒寒的岁月,而且往往决定了他们后半辈子的学问走向,因为这种选择凝聚着他们的见识和裁断。

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读书人:他们勤奋地借书、买书、藏书、啃书,但是如果你问他们,这么多年读下来最喜欢哪几本书,最敬畏哪几本书,对自己的人格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位作家,他们往往答不出来。倘使把读书比作交友,这样的读书人,近似交际场中那类四处点头握手、广散名片的人物,他们没有知己、没有深交。读书的无效和无聊,莫过于此。

读书,要建立自己的偶像。说白了,就是我崇拜谁,我最喜欢读谁的书。在我看来,没有崇拜就没有进步的阶梯,就没有前进的动力,也没有追赶的目标。 我大学时特别崇拜的作家是雨果,后来又长期被海明威的硬汉气魄所倾倒。我觉得,只有崇拜一个人,你才能产生读他、了解他、超越他的自信与 。

寻找偶像,也就是寻找自己。要相信,茫茫书海中,只有那么一小块,才与你的生命素质有亲切的对应关系。要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号去寻找,然后才可能由此及彼,扩大成果。完全脱离个人文化心理结构而任意冲撞,读书就会因失去了自身生命的儒养而变得毫无乐趣可言。

著名学者梁实秋曾说过一句名言:桌上永远只放一本书。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,但确是他的读书秘诀。读书要忌杂,要读好书、读一流的书,从高位进入。应该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,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。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书,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、平视的书,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。这样,阅读才能导致我们向大师们逼近,我们的生命内涵也才能因此而获得提升。

同时,哪怕是一流的好书,也切忌杂乱无章地读。读好书需要形成系统,需要时间间隔,需要慢慢咀嚼、消化和回味。无数事实说明,读书不在多,而在于一个“精”字,在于有没有合理的系统和计划,在于你的系统和计划之间有没有良好的逻辑关系。举例说,假如你读诗,在一段时间可以专门读一读唐诗,而在其中的某段时间里则可以专门读李白。在你精读了李白的代表作以后,写点读后感,再看一看有关李白作品的评论文章,强迫自己在高层次上与世界最杰出的人物对话。

另外,学习上的寻找没有终极性的对象。时代的前进,使得今天我们必须推进阅读的速度与广度,加快更换精读对象的频率。我们的行箧中,如果长久只有那一两本书,那么,我们的人生旅程,很快就会枯窘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比前辈学者们既幸运得多,也艰难得多了。

我们的前辈不容易找到书,所谓“书香门第”往往也就是几箱子书而已,其中大多是线装书,整个文字量远没有现在的几箱子多。我的祖辈也算读书人,到了父辈,几乎全部沉积在我伯伯余志云先生身上了。他中英文皆通,书法绘画亦精,没想到不到 0岁就因肺结核去世。他这么一个博学才子留下了两箱书,我都仔细看了,甚至可以说,那是我童年时代天天都要翻弄一下的宝库。《史记》《石头记》《芥子园画谱》《林语堂英汉大辞典》《世界文学名著选》(高语罕编)和颜真卿、柳公权的诸多字帖。数量其实不多,却都提挈了每一项知识的经脉。我爸爸和叔叔在12·8日本人的轰炸中带着这两箱子书从上海的这个区域逃到那个区域,比衣被粮食还要看重,最后又千辛万苦地坐车、搭船、肩扛它们逃到故乡。日本人占领了故乡,家人无处逃难了,只能陪着这两箱子书苦等着,等着抗战胜利,然后,等着我出生。

今天,我们面前的书太多了。因而,一个好的读书人同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“淘书者”。这里的淘书指“淘汰”———也就是要不断扔掉自己的书。

我每次搬家,都要扔掉大量书。最多的一次扔了一万多本,上海的报纸把这件事都当作新闻报道了。我都扔掉了哪些书呢,归纳起来,大约有这么几类:1.过时的旧书。主要指观念、知识结构过时的书;2.十年没有碰过,估计将来的十年也不会去碰的书; .以前买的,已汲取过营养,或者属于“营养不良”的书;4.包装陈旧、不成套、系统零乱或翻译版本不好的书。总之,除了工具书和资料书,书房为我们留下的应该是一流的精品,让平庸和琐碎离我们的书桌越远越好。


(编辑:杨阳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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